为何变革者大多没有善终？

最近网络专车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出台。这个征求意见稿出台已酝酿逾一年有余，而几家大的互联网打车软件，在这个交通部正在犹豫如何应对的时光，争取时间，开疆扩土。

在这一年里，数百亿的风投砸向这个新兴行业。而除了风投的钱，柳青女士也付出了健康的代价。

而这些代价都没白费，如今，打车软件已拥有数亿用户。用户习惯养成既已成事实，监管部门就算想扼杀这项由新技术引发的变革，就是在和几亿用户抗衡，较一年前难度大大加大。

因此，当《网络预约出租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征求意见稿内容将共享经济当成网络出租车来监管时，反对声不绝于耳。值得理解，对于打车难的问题大城市的市民有切肤之痛，打车软件这样又解决交通，又提供就业的好事情，为何法规还是低于预期呢？

今天我不想分析这个暂行办法的弊病以及互联网专车对大家带来的好处。

历史上，几乎只有帕累托改进是不受阻挠的。明明有利于社会发展的事情，就是改变不了。

因为，若要改革，就会出现一群改革的反对者。这些人也并不是坏人。只是所在的立场，和面临的环境，让制度上的改革会损害他们的利益。

没有绝对的坏人，只有绝对的立场。当技术和科技的发展让更多人得以突破这些制度的时候。他们便会站出来，成为变革的反对者。

任何变革，都必须有推动者。大部分变革，都会遇到反对者

一项变革的出现，一般有两个因素，一个是技术的发展使得现有的制度不得不发生改变。

譬如交流电。就算爱迪生利用人们对于新事物的恐惧阻止交流电得到大规模应用，但最后交流电依然得到普及，一旦普及，之前生产直流电发电设备的厂家就不得不倒闭，爱迪生的直流电专利用处也不大了。

另一个是虽然没有技术方面的发展，但现有的制度已使得就有的平衡无法维系，或者外来的威胁迫使制度革新，譬如我国历史上的商鞅变法及张居正改革。

但任何改革，都必须有推动者。

按照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推动者可分为第一行动集团和第二行动集团。第一行动集团是变革红利的发现者。是变革红利的发起者。第二行动集团是明确判断自己能从变革中受益，并愿意以行动支持变革的人，是变革的追随者和参与者。因此，在这次“互联网专车革命”中，滴滴、Uber等打车软件是第一行动集团。而专车司机、客户是第二行动集团。

第一行动集团的滴滴打车等打车软件，也源于技术的进步。制度经济学的奠基人凡勃仑先生不仅批判了像我这样的小布尔乔亚，还分析了小布尔乔亚们的形成基础。他认为任何经济系统或者经济秩序都由两类行为构成，一个是技术，即工具。另一个是仪式，即制度。

工具和技术是活的，煤油灯会变成点灯，巡游打车会变成网上约车。而仪式和制度是死的，更多是过去经验和习惯的一个总结。总是落后于技术和工具的发展。而二者之间必然构成一种相抗衡的矛盾。

于是许多法规、制度制定之时都是符合当时技术和市场习惯，但不久之后就会出现矛盾。比如之前修改的银行贷存比，出租车营运管理办法，以及目前一行三会监管隔离。

正如周其仁老师所言，在出台出租车的时候，还没有网络约车这个东西，为了保证市场公平以及乘客安全，自然会对出租车牌照进行严格管理，形成垄断。

但是如今网络技术使得这个问题迎刃而解，司机和乘客彼此信息透明化，犯罪违约的概率大大降低。因此，是否还要就将共享经济特诊的互联网专车进行垄断式监管，就值商榷了。

因此，当滞后的制度与技术、现实情况出现矛盾的时候，就会有一批改革者站出来。改革也分两类。一种是至上而下，一种是至下而上。在中国自古绝大多数的改革，都是在市场中有呼声的时候，再受到上层的认可，最后推动的。

而官员，也会出现改革派，和保守派。改革派的官员大多是一群以天下为己任的人。范仲淹前辈曾说过，先天下之忧而忧。这种家国天下的儒家士大夫情怀，在中国历史上，始终存在。也正是这些士大夫的存在，让许多改革得以进行。

至下而上的改革，一种是因为下面实在活不下去了，比如说安徽小岗村，另一种，确实是因为技术，互联网专车，便是这种类型。

然而，大部分变革，都会遇上反对者。变革的反对者，大致有三类。

一是现实利益受威胁的既得利益群体。

只有帕累托改进，不存在既得利益群体。中国的农村体制改革，就是典型的帕累托改进的案例。但这种案例，在历史上极为罕见。而之后的两类情况表明，即使是帕累托改进，也可能会遇到反对。

中国历史上，变革触动既得利益者的典型案例，是商鞅变法和清末宪政改革。

商鞅提出的废井田、重农桑、奖军功、统一度量衡和郡县制等变革，使秦国实现了富国强兵的梦想，最终灭掉六国统一天下。但商鞅主张废除世卿世禄制，损害了旧有贵族的既得利益。秦孝公死后，商鞅遭到群起攻击，被车裂而死。

类似的还有吴起。吴起投奔楚国后，获得楚悼王信任，主政楚国，大兴变革。包括均爵平禄，裁汰庸吏，拓荒殖民，训练甲兵等。之后楚国一改之前的颓势，南平百越；吞并陈蔡，北败三晋，西征强秦。但其“封君三世收其爵禄”的作法触怒楚国贵族。楚悼王死后，吴起被乱箭射死在楚悼王的灵柩旁。

戊戌变法之后，慈禧太后感觉到内外交困，于是也试图进行宪政变革。但这是世界历史上难度最大的改革之一，因为变革的决策者和主要掌控者，全部都是既得利益群体。

这也是当既得利益群体们感觉到“千古未有之变局”，亡国灭种威胁之后才愿意推动的改革。在同治中兴之前，清朝高级官员基本没有汉人，而在此之后，慈禧不仅启用了汉人张之洞、李鸿章、曾国藩、甚至一些外国人也位居要为，比如慈禧掌权之时，中国海关税务总督，是个英国人，叫赫德。

但在这种千古威胁之下，最后，满清依然不愿意放弃皇权，实行宪政。因此，让既得利益群体去革自己的命，仿佛一个病人要截肢，自己给自己动手术，如何下手。

因此，在互联网专车变革中，最大的反对者，就是出租车公司以及那些出租车司机。打车软件刚兴起时，出租车司机是支持者，反对者是出租车公司。出租车公司是有自己的调度软件的，打车软件兴起后，调度软件形同虚设，自然里外不适，就像微信兴起后电信运营商短信业务基本死亡一样。

出租车公司持有垄断牌照，坐地收钱，无本万利。想必这样的牌照，各个城市持有者一定不是没有来历。这些人的名字，大概都能上地方官员的贾史王薛“护官符”。因此在去年，更多是地方交管局，出台一些文件，抑制打车软件，那时采取的方式，更多是对出租车司机罚款。这些文件，背后大概率有来自地方出租车牌照持有人的压力。

后来，打车软件开始进一步变革，绕开出租车司机，做专车。这样以来，就影响出租车司机的生意了。于此，针对垄断牌照的战争变成针对群众。出租车司机在社会中，不能影响行政机构，只能“一哭二闹三上吊”，这是弱势群体惯用，也只能用的抗争方法。

于是，我们就看到今年以来，各地爆发的出租车司机打砸专车司机，以及出租车司机罢工游行事件。女人何必为难女人，弱势群体何必为难弱势群体，没办法啊，饭碗被抢了，活不好干了。

而到后来，美国打车软件Uber强势进入中国，采用了一个更为激进的手法：人人都可以当专车司机。滴滴等打车软件将优步的商业模式复制。于是乎，出租车司机活更没法做了。战争，就变成群众对群众。

二是意识形态上的保守主义者

中国农村改革在意识形态上也遇到到巨大的阻力。类似的案例，是清代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触及的既得利益群体，是手工业者，但洋务运动的主要反对者，是与之利益根本不相关的保守士大夫和排外主义者。

比如倭仁的名句：“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以诵习诗书者而奉夷为师，又安望其存心正大、尽心报国乎？”洋务派不得不打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旗帜来回避对抗，但这也正是其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

而其中，最为有趣的是中国清末铁路的修建。铁路是现代社会的标志之一，也是美国大国崛起的先决条件。在中国修建铁路的问题上，最大的阻力，不是那些可能失业的挑夫，而是那些隐藏在山川中的祖坟。

三是感觉未公平受益的反对者

人类的幸福感不仅取决于其获得的效用，还取决于两点：（1）效用与期望值的对比；（2）自身与其他人的对比。

即使一个人在变革中并未受损，甚至略有受益，但只要他觉得自己的受益明显少于其他人，他也可能加入到反对变革的行列中。

中国历史上一个典型的案例，是张居正变法。

明万历年间，内阁首辅张居正独揽大权，推行新法，主要内容为“考成法”和“一条鞭法”。张居正的改革，当然也存在既得利益者。但张居正与中国历史上其他“改革家”截然不同，不仅没有偏激、一意孤行的毛病，反而深谙权谋，是官场博弈的高手。

其论政妙辩无碍，施政步步为营，堵死了一切反对者的口舌和小动作，因此当其在世时，基本没有遇到大的对抗。“法之必行”、“言之必效”，使国库积银达六七百万两之多，储备的粮食多达1300多万石，足够支用十年。而之前的嘉靖年间，国库存粮尚不足一年之用。

但他忽略了最重要的一个角色，就是明神宗万历皇帝本人。尽管万历毫无疑问是变革的受益者，但这个过程让皇帝毫无存在感和成就感，万历内心不断积累着对张居正的不满。张居正死后，长子被逼自杀，全家包括妻儿老小几乎全被迫害致死，家产被抄没，本人也差点被开棺戮尸。

而在互联网专车革命中，有一个理由，叫“对有些不会使用软件的老人打车不公平。”便是这个类型。

而对于规则最终制定者而言，在这场“人民战争”中，起一个裁判的角色。他自然也有自己的立场。作为一名裁判，抑或法官。自然要平衡两方的利益。任何改革，都是妥协的结果。于是，在出台的办法征求意见稿中，给予了互联网专车的合法地位。

但是，把新型的共享经济，理解成旧有的出租车管理办法，并要求软件服务器架设在中国。这就直接将Uber排除在外，并且，也不符合TPP规则（仅以这点来看，我国要入TPP基本是不可能的）。

若是如此，重新配置资源，共享经济的代表Uber模式将被扼杀。而如果如此，可能真的会如某位学者所言：打车软件，将成为新的特权阶级。

除了利益以外

今天对于变革者的分析，写下来，其实本人是很窒息的。这仿佛看黑暗森林法则。在按照“人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做出行动”这条法则，推演出改革过程中会遇上的种种问题。

为给自己喘口气，说个童话吧。

俄罗斯童话里有一条吃人的龙。每年不断有年轻人要去杀这条龙。但奇怪的是，过了许多年，龙依然活着。有一天，童话的男主角也潜入那个山谷。他英勇无比，骁勇善战，杀死了龙。但是因为口渴，他开始喝龙的血。喝着喝着就睡着了。当他醒来，他发现自己，变成了一条嗜血的龙。

而很多时候，变革的反对者，就像那个变成龙的年轻人一样。杀死了过去的既得利益者，但是由于自己霸住了那个山头，便成为了新的龙。自己忘记了当初为什么要来这个山谷，尝到了血的滋味，忘记了原则。

但所幸的是，这个世界并非就真的那么理性。还是有一种力量，不为名，不为利，只为让这个世界更美好一些去做一些事情。这种力量，凝结成了部分改革派。

而对于变革的反对者来说。其实，与其守着现有的利益，不如去新的领域挖掘出新的机会。出租车司机既然认为自己的饭碗收到影响，为何不去拥抱份子钱少，不用巡航的专车呢。

而对于变革的反对者来说，权利是虚妄的，总有一天会结束，而回首往事，在这种大是大非面前，是做历史车轮的推动者，还是上面的斑斑锈迹，只是一个选择。

所以，尽管历史上，改革者大多没有善终，但历史终究记住的，是商鞅、张居正，李鸿章……